据民国《大埔县志》（注1）记载，余英是大埔在元代唯一的进士。遗憾的是，余英的进士身份并不可信。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也是比较有可信度的记述余英的材料，最早的是明代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的《潮州开元寺元代檀越余英墓志》（下简称《余英墓志》）（注2）。其中写道：“初祖讳英，字文英，生於宋宝祐五年丁巳（1257）四月二十二日……当时天下骚动，公赋性卓异，美姿容，面赤如朱，慷慨好义，乡人信服之，乃裒同里立砦栅，以防寇盗。至大元混一，广创弦歌，清远二都田业。仍通诗书，敦节行。至元中登进士第，敕授封州节度判官。老归田里，因所居严寨僻近山林，遂相宣化黄岗而迁居焉，遗子孙膏腴田六千余顷（注3），别择浮殿庄一十五顷立为祭田；以小榕庄一十五顷施开元禅寺，至今山门图像供养，遇忌日寺僧常具品仪，诣祠堂酬礼；以清远上饶之田赒诸乡人之贫者及济造九村等处桥道……公享年六十有六而卒，号节翁，至治二年壬戌（1322）五月初九日也。”

    而作为府州县志，所见到的最早为余英立传的则是顺治朝的《潮州府志》（注4）。其卷六第62页有《余进士传》：“余英，号节翁。中元至元中进士。时元政酷烈，民多逋赋。守臣请剿之。英诣军门，愿捐赀代完，赖以全活者数千家。又建义学、修桥梁；以清远田庄一区给乡人之贫者；以小榕田庄一区施开元寺僧。今祠祀不废云。历仕至封川节度判官。后迁居黄岗，裔孙登贤书者凡八九人。”（注5）

    康熙朝《潮州府志》（注6）和《饶平县志》（注7）、民国《大埔县志》这三志的余英传略都基本上是照抄顺治《潮州府志·余进士传》。（注8）仅乾隆《潮州府志》所记略有不同。（注9）民国《饶平县志补订》则基本照录《潮州府志·余进士传》（注10）。

    综观《余英墓志》和顺治朝以来的府州县志，它们对余英的记述虽有所不同，但在记余英为元至元间进士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然而，经过认真查考，我们发现，所谓余英是元至元间进士的记述，不过是以讹传讹而已。

    下面我们来具体说说余英的进士身份并不可信这一问题。

    据《余英墓志》记载，余英出生于1257年四月，卒于1322年五月，享年六十六。《余英墓志》是由余英后人余吉“会同合族”重修余英墓时所修撰，墓志中对死者生卒年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所见府、县志均无关于余英生卒年的记述。我们现在也只能相信该墓志对余英生卒年的记录。

    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惠宗（也称元顺帝）都曾以“至元”作为年号。1264—1294为元世祖“至元”时期，1335—1340为元惠宗“至元”时期（有人称之为“后至元”时期）。从余英的生卒年来看，余英所在的“至元”时期只能是元世祖“至元”时期。乾隆《潮州府志》卷二十六“选举表上”就将余英中进士的时间列于元世祖“至元”时期；民国《饶平县志补订》也明说余英是“元世祖至元间”进士（注11）。然而，据《元史·选举志》所记，这一时期并未进行过科举考试。元世祖虽曾有过举行科举考试的打算，并令人设定“选举之制”，然而，“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注12）

    据《元史》记载，进士考试仅举行了十五六次（注13）。最早一次是在元仁宗延祐二年（乙卯），最后一次则在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丙午，1366）。而余英生前有可能参加的不过以下三次：

    1、延祐二年乙卯科（1315年二月会试，三月廷试）。

    2、延祐五年戊午科（1318年正月会试，三月廷试）。

    3、英宗至治元年辛酉科（1321年三月廷试）。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余英是延祐年间进士的材料，加上“延祐”二字与“至元”二字字形上差别甚大，不可能将“延祐”误记为“至元”；因此可以肯定余英不是延祐年间进士。我们虽然也没有看到有关于余英是至治年间进士的材料，但是，“至治”与“至元”只是一字之差，那么，会不会是前人将“至治”误记为“至元”了呢？是否误记，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断定余英不是至治元年的进士。因为余英是在至治二年五月初逝世。如果说余英至治元年中进士的话，那么，余英从当年三月考中进士到其逝世还不到一年半时间。如此短暂的时间，不可能“历仕至封川节度判官，后迁居黄岗”。

   综上所述，余英没有参加过进士考试，这是可以肯定的。

   2011年12月22日《潮州日报》（数字报）C2版上有《义救乡亲  好善乐施的余英》一文（注14），该文对于余英的进士身份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不是考中进士，而是得到举荐被赐为进士：“适逢元朝廷多次下诏，寻访‘才德高远，深明治道’的有才干之人，以备录用。因余英声名卓著，又通读书史，众望所归，就被地方向朝廷举荐，赐为进士，并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被派往广东封川（今属肇庆市）任节度判官。数年后，辞官离任归田。”

    按照《义救乡亲、好善乐施的余英》的记述倒是可以解释余英为什么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却能得到进士的身份。不过，在当时并未实行科举制度，当时的行政系统中并无“进士”这一项目，不可能有“钦赐进士”之举。查《元史•世祖本纪》、《元史•选举志》及《续资治通鉴》，均无关于元世祖赐地方荐举者为进士的记录。《元史•本纪》中，延祐二年二月之前根本看不到有“进士”一词。嘉靖《潮州府志》记录元代得到荐辟者三十二人，乾隆《潮州府志》记录元代得到荐辟者三十六人（其中见于嘉靖《潮州府志》的25人），亦无一有关于“赐为进士”的记录。（注15）由此可见，余英得到“被地方向朝廷举荐，赐为进士”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从记述余英的诸多材料看来，余英是潮州府的一位不同凡响、名闻遐迩的人物。如果其确曾考中进士或者受到荐举获赐进士，那么，在余英身后的元、明两代的潮州府志对其肯定会有所记录。元代的潮州府志已经遗失，它们对余英有无记录不得而知。明代所修潮州府志，现所能看到的只有永乐朝（1403—1424）的残缺本和保存完好的嘉靖朝（1522—1566）《潮州府志》（注16）。永乐朝潮州府志原为三卷，今缺中卷，而“人物”篇正好属于遗失的中卷，因此，永乐朝潮州府志对余英有无记载，亦不得而知。而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离余英生活年代最近的潮州府志——嘉靖朝《潮州府志》对余英是毫无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该志记录了三十二位在元代得到荐辟者。这不能不让人对余英的进士身份打上问号。

    下面这些情况也不能不让人对余英的进士身份产生怀疑：

    明万历五年至二十三年（1577—1595）郭裴纂修的《粤大记》记广东元代进士共九人，也无余英在内（九人中潮州府仅一人，即揭阳县人黄点，属元延祐年间进士）。

    康熙二十三年《潮州府志》虽在卷之九《余英传》中记余英为“中元至元中进士”，而在卷之七“选举表”中所记元代进士仅三名：揭阳的黄点（注明“延祐间，旧志，见荐辟”）、程乡的陈德兴和饶平的钟元则，却未记余英其人。

    还有，《余英墓志》记余英中进士后“敕授封州节度判官”。查《元史》的《百官志》和《地理志》可知，封州判官只是正八品从官。如果余英真的是中了进士或被钦赐进士，其职级应该不至如此之低吧？上述府县志中记余英“历仕（任）至”封州判官（该府县志中将“封州”误记为“封川”）。如此说来，除非余英有受过贬官的经历，否则余英初任官职连正八品都还不到。这就更令人难以理解了。

      总而言之，余英的进士身份是不可信的。

注：

      1．民国《大埔县志》：民国三十二年（1943）铅印本。刘织超修，温廷敬纂。

      2．《潮州开元寺元代檀越余英墓志》：见“佛教导航>> 五明研究>> 工巧明>> 地理 ”网页

      3．六千：该文发至网上时，发布者在“六千”之后加括弧注明“似应为‘六十’”。

      4．顺治《潮州府志》：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刻本，康熙五年（丙午，1666）增补本。吴颖纂修。

      5．“时元政酷烈，民多逋赋。守臣请剿之。英诣军门，愿捐赀代完，赖以全活者数千家。”这是余英人生的一大亮点，不知何故出于其后人修撰的《潮州开元寺元代檀越余英墓志》中并未提及，而晚出一百五十七年的顺治《潮州府志》又是从何处得到这一材料的。看来顺治《潮州府志·余进士传》对于余英的记述可能另有材料来源。

      6．康熙《潮州府志》：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刻本。林杭学修、杨钟岳纂。

      7．康熙《饶平县志》：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抄本。刘抃修，侯世禄纂。

      8．对比三志中的余英传略，康熙《潮州府志》仅改顺治《潮州府志》中的“号节翁”为“字节翁”。康熙《饶平县志》则仅将康熙《潮州府志》中的“历仕”改为“历任”。民国《大埔县志》与康熙《饶平县志》的完全相同（注明是据饶平县志修）。

      9．乾隆《潮州府志》：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刻本、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增补本。周硕勋纂修，俗称“周府志”、“周志”等。

      乾隆《潮州府志·余英传》对顺治《潮州府志·余进士传》的改动：①加“饶平人”和“子孙建祠于寺后巷”。②删去“又建义学、修桥梁”和“后迁居黄岗，裔孙登贤书者凡八九人”。③改“小榕田庄一区”为“小榕田一千五百亩”；改“今祠祀不废云”为“祭祀不绝”。④将“历仕至封川节度判官”提前到“至元进士”之后。

      10．民国《饶平县志补订》：陈沅纂修。民国三十四年（1945）修，1951年成稿，抄本。

      陈沅（1885—1958）：字梅湖，号光烈，广东饶平人，清末秀才。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室主任。还担任过广东通志馆编纂。1925年八、九月间曾任大埔县长。其知识渊博，著作丰富。

      民国《饶平县志补订·余英传》只将乾隆《潮州府志·余英传》的“饶平人”改为“弦歌都浮山人”，“子孙建祠于寺后巷，祭祀不绝”改为“开元寺僧祀为大檀越。其子孙复于寺后建祠，奉巨遗像祀焉。”另增加“自明迄清，云礽登科甲、贡辟雍者蝉联不绝云。”

       11．见民国《饶平县志补订》卷十一“选举”第三页

       12．见《元史·志第三十一》（即《元史·选举志一》）

       13．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说：“自延祐年首科乡试以后，元朝政府共举行科举考试十六届。”（详见该书第八卷第八章第二节”）从《元史·本纪》中我们只查到14科，加上只见于《元史·选举志一》而未见于《元史·本纪》的元统元年（1333）癸酉科，也只有十五科。待查。

       14．见“潮州日报网”。作者：余世茂。网址：

http://www.chaozhoudaily.com/czrb/html/2011-12/22/content_1363924.htm

       15．乾隆《潮州府志》选举表和“人物志”中有“参之州县志补入”的“正元二年”的“进士”陈士显，“元初举贤良方正，召对大廷，正元间擢高第，授国子监助教”。元代并无“正元”这一年号。选举表中“正元二年”处于“至元”之后，“延祐”之前，也是未实行科举制度之时。这“擢高第”应理解为列为高等，不应理解为中进士或赐为进士。

      饶平陈沅《（元）陈士显传》中记其“元贞间（元成宗1295——1297），召对大廷，擢高第，授国子监助教。”见http://cmhwx.com/dispbbs.asp?Id=10227&boardid=1

      16．嘉靖《潮州府志》：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刻本。郭春震纂修

2014．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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